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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7 | 转帖：美利坚最初的记忆：《“五月花”号公约》 刘利民
美利坚最初的记忆：《“五月花”号公约》和菲力普战争
刘利民
（一）遥想
托克维尔说过：“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 静穆的追思和回望，深切的缅怀和溯源，唤醒了先祖的辉煌，唤起了心灵的皈依。惜乎时旷年远，许多民族童年的记忆都已散落阙如，湮没在苍茫的历史长河之中，已经很难考察其原本的面目。今天的人们，只能凭着内生的感知甚或朦胧的臆想，去感受那曾经依稀的存在。
作为一个特例，美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可以很方便地梳理出它的社会成长脉络的国家。虽然严格意义上讲，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起源或童年，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遵循历史进程而自然演进的有机政治体，而是域外文化突然进入和快速孵化生长的结果，就像一场大雨之后突然冒出的蘑菇。研究者普遍认为，1620年11月“五月花”号在北美大陆的登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不单具有宗教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更是美国政治架构的滥觞和发轫。
（二）约定
1620年11月11日清晨，当几次在最初的目的地哈德逊河口地区登陆的尝试失败后，“正当甲板分界线上的钟楼里四钟齐鸣时，船长克里斯托弗·琼斯将船身对准河口，在朗波因特内八分之一英里处水深12寻的海里抛了锚”。就这样，历经66天漂泊的“五月花号”帆船终于靠岸了，船上的102名乘客终于可以踏上他们梦寐以求的陆地。“五月花号”的这次航行，原本就是一次商业行为，因为“五月花号”上的这些乘客预定的目的地弗吉尼亚地界原本是经过英国伦敦一家名为“弗吉尼亚公司”授权的，而且与之签订了严格的合约。尽管如此，这丝毫无损于清教徒追求信仰自由的神圣和虔诚。
因此，当“五月花号”驶出了弗吉尼亚地界决定登陆的时候，就在船上的乘客中引发了争执和骚乱。对于原来避居荷兰莱顿的清教徒，问题倒不大，因为信仰自由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其它问题则无关宏旨,"此行的目的乃是荣耀上帝，以及传扬基督的信仰"，是"为了把基督国度的福音传入世界地极而立下良善根基的伟大盼望和内在迫切；纵然只会是别人执行此一伟大工程的踏脚石，心中也没有遗憾了！" ；而对于船上的这些所谓的“陌生人”，由于他们并不隶属于任何宗教团体和组织，则显得人心涣散，无论是与英国“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经济契约，还是与上帝之间的宗教约法传统和习惯都不对他们具有任何有力的约束力。以斯蒂芬·霍普金斯为代表的“陌生人”则声称：“上岸后，他们就是自由的，没有人可以命令他们”。“我们谁的话也不听，我们手里捏的是弗吉尼亚而不是新英格兰的土地专用权，这是属于和弗吉尼亚毫不沾边的另外一个政府”。然而，求生的本能使得大家都明白：如果登陆后各自作鸟兽散，不能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共度难关，他们就无法在严寒、贫瘠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于是，经过反复和郑重的讨论协商，他们在船舱中拟定了一份公约。从约翰·卡沃尔到仆人爱德华·利斯特，除了几个被雇到船上工作还不到一年的海员和几个实在病得无力书写的人，船上的41名男子都参加了签署。由于妇女那时没有政治权利，所以没有请她们签署。此即后人所称的“五月花号公约”。在这个公约里， 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形成的，而且将依法而治，为在新大陆上建立自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
当这个公约签署后，布拉德福德感慨系之：“（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有关这个公约的做法，就像专利权一样可靠，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专利权更加可靠。”与其说，契约创设了一种约束，是一种制衡；毋宁说契约是维护团体利益的利器。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往往具有非凡的力量。
《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和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据此于耶稣纪元1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英格兰第五十四世国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于右。
（签名）
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带给人太多的惊喜和意外，如果联想到美利坚民族竟是这样一个几乎根本没有共同信仰基础的团队仅仅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意外而得以确立，实在会带给人不尽的感叹。然而，就是这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智慧和灵感，却给这个荒蛮的大陆带来了理性的光芒。历史就是无数的不确定性的叠加，历史从来就不是精确设计的。
1802年，在当年天路客登陆的普利茅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一年一度的“先祖日”庆典上发表的演讲，把《五月花号公约》看成是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前奏，“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他进一步说，“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被称为天路客的美国先民来到那里，最初的目的十分单纯，不是为了征服这块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宗教信仰，他们希望住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堂里敬奉上帝，为此创立一个小社会。无心之柳已蔚然成荫，到2002年，有人做过统计，美国大约有3500万“五月花”号乘客的后裔，占总人口的1／10。对这个移民国家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数字。
刘利民
（一）遥想
托克维尔说过：“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 静穆的追思和回望，深切的缅怀和溯源，唤醒了先祖的辉煌，唤起了心灵的皈依。惜乎时旷年远，许多民族童年的记忆都已散落阙如，湮没在苍茫的历史长河之中，已经很难考察其原本的面目。今天的人们，只能凭着内生的感知甚或朦胧的臆想，去感受那曾经依稀的存在。
作为一个特例，美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可以很方便地梳理出它的社会成长脉络的国家。虽然严格意义上讲，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起源或童年，因为它根本就不是遵循历史进程而自然演进的有机政治体，而是域外文化突然进入和快速孵化生长的结果，就像一场大雨之后突然冒出的蘑菇。研究者普遍认为，1620年11月“五月花”号在北美大陆的登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不单具有宗教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更是美国政治架构的滥觞和发轫。
（二）约定
1620年11月11日清晨，当几次在最初的目的地哈德逊河口地区登陆的尝试失败后，“正当甲板分界线上的钟楼里四钟齐鸣时，船长克里斯托弗·琼斯将船身对准河口，在朗波因特内八分之一英里处水深12寻的海里抛了锚”。就这样，历经66天漂泊的“五月花号”帆船终于靠岸了，船上的102名乘客终于可以踏上他们梦寐以求的陆地。“五月花号”的这次航行，原本就是一次商业行为，因为“五月花号”上的这些乘客预定的目的地弗吉尼亚地界原本是经过英国伦敦一家名为“弗吉尼亚公司”授权的，而且与之签订了严格的合约。尽管如此，这丝毫无损于清教徒追求信仰自由的神圣和虔诚。
因此，当“五月花号”驶出了弗吉尼亚地界决定登陆的时候，就在船上的乘客中引发了争执和骚乱。对于原来避居荷兰莱顿的清教徒，问题倒不大，因为信仰自由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其它问题则无关宏旨,"此行的目的乃是荣耀上帝，以及传扬基督的信仰"，是"为了把基督国度的福音传入世界地极而立下良善根基的伟大盼望和内在迫切；纵然只会是别人执行此一伟大工程的踏脚石，心中也没有遗憾了！" ；而对于船上的这些所谓的“陌生人”，由于他们并不隶属于任何宗教团体和组织，则显得人心涣散，无论是与英国“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经济契约，还是与上帝之间的宗教约法传统和习惯都不对他们具有任何有力的约束力。以斯蒂芬·霍普金斯为代表的“陌生人”则声称：“上岸后，他们就是自由的，没有人可以命令他们”。“我们谁的话也不听，我们手里捏的是弗吉尼亚而不是新英格兰的土地专用权，这是属于和弗吉尼亚毫不沾边的另外一个政府”。然而，求生的本能使得大家都明白：如果登陆后各自作鸟兽散，不能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共度难关，他们就无法在严寒、贫瘠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于是，经过反复和郑重的讨论协商，他们在船舱中拟定了一份公约。从约翰·卡沃尔到仆人爱德华·利斯特，除了几个被雇到船上工作还不到一年的海员和几个实在病得无力书写的人，船上的41名男子都参加了签署。由于妇女那时没有政治权利，所以没有请她们签署。此即后人所称的“五月花号公约”。在这个公约里， 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形成的，而且将依法而治，为在新大陆上建立自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
当这个公约签署后，布拉德福德感慨系之：“（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有关这个公约的做法，就像专利权一样可靠，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专利权更加可靠。”与其说，契约创设了一种约束，是一种制衡；毋宁说契约是维护团体利益的利器。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往往具有非凡的力量。
《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和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据此于耶稣纪元1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英格兰第五十四世国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于右。
（签名）
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带给人太多的惊喜和意外，如果联想到美利坚民族竟是这样一个几乎根本没有共同信仰基础的团队仅仅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意外而得以确立，实在会带给人不尽的感叹。然而，就是这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智慧和灵感，却给这个荒蛮的大陆带来了理性的光芒。历史就是无数的不确定性的叠加，历史从来就不是精确设计的。
1802年，在当年天路客登陆的普利茅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一年一度的“先祖日”庆典上发表的演讲，把《五月花号公约》看成是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前奏，“这则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他进一步说，“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被称为天路客的美国先民来到那里，最初的目的十分单纯，不是为了征服这块大陆，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宗教信仰，他们希望住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堂里敬奉上帝，为此创立一个小社会。无心之柳已蔚然成荫，到2002年，有人做过统计，美国大约有3500万“五月花”号乘客的后裔，占总人口的1／10。对这个移民国家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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